首届全球南方研究中心论坛在同济大学成功举办

2024年12月14-15日，由同济大学星空·综合体育(中国)官方网站-登录入口、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同济大学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全球南方研究中心论坛——“多元普世国际关系与全球南方”在同济大学衷和楼1802会议室举办。本次论坛汇集了同济大学、菲律宾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安蒂奥基亚大学、延世大学等机构、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名专家学者，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广明教授、同济大学星空·综合体育(中国)官方网站-登录入口院长门洪华教授等出席了论坛会议。

论坛开幕式由同济大学星空·综合体育(中国)官方网站-登录入口副院长钟振明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广明、同济大学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主任石之瑜先后致辞。

吴广明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肯定了全球南方研究的重要性与价值，并祝愿所有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热烈研讨、各抒己见、分享智慧，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教育部长江讲席学者、同济大学长聘特聘A岗教授、同济大学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主任石之瑜在致辞中表达了与与会学者就“多元普世国际关系与全球南方”有关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开展有力合作的展望与期待。

随后论坛进入主旨演讲与讨论环节。12月14日上午正式会议的议题为“微观多元普世主义”（Micro-pluriversalism），主持人为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教授Tina S. Clemente。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人权与政治学助理教授Olivia U. Rutazibwa以美国歌手联唱义演歌曲《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引入对国际不平等及全球秩序殖民问题的讨论。她通过比较阅读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深刻剖析安提瓜岛后殖民状况的非小说类作品《小地方》（A Small Place），Dorcy Rugamba在卢旺达种族灭绝30年后的回忆录“Hewa Rwanda—Letter to the absent”，黄皙暎（Hwang Sok-Yong）反映信川大屠杀的小说《客人》（The Guest）以及韩国后殖民时期早期的小说“A Grey Man”，进而以一种反殖民取向对多元普世主义议题加以探讨，并指出这些反殖民主义文学作品及其观点以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帮助我们以超越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思考国际关系问题。

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大学法学与政治学院教授Amaya Querejazu Escobari在线上分享了多元普世主义的两种经验：其一是与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学生共同结合其各自经历进行的理论探索，其二是调研中看到的哥伦比亚考卡河流域受矿业影响的社区领袖进行的全球政治谈判与实践。她提出宇宙观为进行多元普世国际关系的思考提供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选择，将人的存在、认识和感觉与自然世界联系，以达成理论与实践、个人与世界的一致与归属，实现不同群体间更广泛的共鸣。

延世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访问学者、江原大学兼职讲师Seoyoung Choi（崔瑞莹）提出将翻译本身作为场域开展国际关系研究，认为翻译本身即是一种与东亚黑人女权主义思想联系并贯穿其中的研究方法。经过回顾自身经历、自己研究兴趣的源起与阅读经历，她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改变迁移；她通过自己将记忆、叙事、批判性交织，参与韩国黑人女权主义文本的翻译工作的经历，说明这类翻译活动是挑战“殖民地理学”并通过“殖民性”连接全球不同地区的具体化实践。她阐明了研究翻译何以成为一种突破国家中心视角的方法论，进而为开创不同的国际理论方法提供可能，即将翻译活动作为一种归属性的实践活动，成为超越殖民和种族地理联系的新可能。

延世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徐祯敏（Jungmin Seo）梳理了首尔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始人、韩国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李用熙开展后殖民韩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历程与主要思想成果，在重新阅读其著述的过程中借鉴其研究方法，并着重介绍了Yong-Hui Lee建立世界观与学术至少借助的阅读方法——“乱读”（NANDOK）。他谈到，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韩国学术界中主流研究者是早期留学日本或晚近访问美国的学者，而李用熙对当时“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持怀疑态度，认为这种“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存在着维护欧美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倾向；而世界不同区域分别享有不同的符号结构。顺着李用熙的研究脉络，Jungmin Seo教授指出韩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具有本土动机，进一步发展本土的国际关系理论。此外，他认为李用熙的学术道路是韩国国际关系“内在化普世主义”（Internalized pluriversality）的开端。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关注中国与东南亚的民间互动，指出在国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在文化、教育、宗教、卫生、学术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呈现出明显而强劲的发展趋势；中国与东南亚民心相通的交流合作生动体现了非国家主体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处理民事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指出，中国与东南亚民间交流的发展不仅是跨境互动的加强，也是对传统地域观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传统追求的回归。

提问与讨论环节，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教授Tina S. Clemente首先对五位发言学者的演讲进行总结、点评与提问，其他参会学者对发言者进行提问与补充。五位发言学者进行积极的回应与解答，各位学者围绕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问题，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建立沟通话语体系、实现更广泛交流合作等话题进一步讨论交流，提出诸多具有开创性、启发性的观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人权与政治学助理教授奥利维亚·鲁塔兹布瓦（Olivia U. Rutazibwa）主持了会议第二个主题“全球南方的在地世界化”的发言与讨论。

拜罗伊特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的教授和主席雅娜·霍恩克（Jana Hönke）与克林根达尔中国中心主任拉乌尔·本斯科克（Raoul Bunskoek）合作进行了“价值秩序的世界化：中非关系中企业行为的正当性”的主题发言。他们将博尔坦斯基（Boltanski）和塞维诺（Thevenot）关于正当性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中国在非洲的实践中，并在原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世界化的价值秩序框架。以中国企业与非洲东道国的社会交往为研究对象，他们指出，中国的实践动员了五种秩序——市场秩序、法家秩序、社会主义秩序、儒家秩序和道家秩序，并讨论了他们之间的妥协与摩擦。他们意在深入理解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动态中寻找平衡，同时为国际关系和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维克森林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副教授莉娜·贝纳阿卜杜拉（Lina Benabdallah）做了以“作为普世的对位阅读法”为主题的发言。她在发言中对多元化国际关系理论的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当前学术界在主流理论之外的多样化探索或存在“残酷乐观”的困境，即多元化的努力可能反而强化了主流框架的边界。她指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通常以“无形的规范性”主导，而非主流理论（如非西方、非洲或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则被“形容词化”，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分类可能加剧了学术的分隔，而非实现真正的包容与多样性。因此，她借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对位阅读教学法（contrapuntal reading as pedagogy）和“在地世界主义”（Worldism）概念，论证了解读非洲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贡献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教学法，对位主义在教学、阅读或研究非洲时，有效地消除了奇观的神话优势。作为一种精神，对位主义承诺在接触任何政治事件的历史、起源或细节的权威描述时，接受多元化、多样性和批判性思维。

纽约州立大学杰内塞奥分校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副教授拉斯兰·易卜拉欣（Raslan lbrahim）做了“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政权体系”的主题发言。他认为，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作为一个以文化和身份为基础的区域组织，其在合法性构建中的实践可分为话语、制度和行为三大类型。通过分析超过1200页的文本，包括声明、决议和秘书长演讲，他发现话语合法性实践尤为显著，如通过重新定义危机、修正国际干预的正当性及限制特定民主原则的适用范围来巩固其权威。同时，以改革为重点的制度合法化以及以遵守规则和程序为中心的行为合法化，也在构造阿盟的合法性过程中发挥作用。他进一步讨论了内部成员国压力和外部社会预期对阿盟合法性的影响，指出组织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遵循国际规范，还依赖于其对危机的回应能力。最后，他呼吁更多比较性研究以揭示不同区域组织的合法性实践差异。

安卡拉比尔肯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皮纳尔·比尔金（Pinar Bilgin）进行了以“一场灾难，两种世界化：解读2023年土耳其地震”为主题的发言。她指出，安卡拉政府对2023年土耳其地震的应对表现出神圣化与安全化的双重逻辑。这种双重治理逻辑反映了不同“世界观”的并存：一个基于宗教与命运的神圣世界观，另一个基于科学与未来规划的世俗世界观。她进一步指出，这两种模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并从政策框架、参与性治理承诺与国家行动等角度阐释了宗教话语与安全措施在危机管理中的复杂相互作用。最后，她也认为现有的多元论述具有局限性，未能充分论述这些互补性手段是如何在神圣与世俗两种世界观的支持下共存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展理论以更清楚地理解上述现象。

同济大学石之瑜教授做了“全球南方的实践与过程”的主题发言。首先，石之瑜教授探讨了“全球南方”这一概念比“发展中国家”更令人舒适的原因，认为后者强化了全球南北之间的等级结构，而“全球南方”超越了简单的地理或经济分类，更具情感和集体认同的意义。其次，他论证了情感在构建全球政治关系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集体苦难如何连接殖民历史中的不同主体。尽管不同地区的殖民经验是多样化的，但当殖民者集结时，后殖民社会也往往自然联结，展现出抵抗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情感不仅是一种对抗的力量，也体现了全球南方在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复杂性与包容性。此外，他还指出，全球南方的边界并不固定，其内涵随着全球权力动态而变化。无论是曾被殖民者统治的国家，还是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中被边缘化的个人，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这种灵活性使得“全球南方”不仅是一种反抗的象征，更是推动全球多样性和团结的愿景。

在提问与讨论环节，各位学者围绕全球南方的身份与集体意识、中非关系与发展模式、情感与苦难对于全球政治关系的塑造作用、学术与文化体系的排他性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琼萩主持了第三会期“多元普世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言和讨论。

莱顿大学讲师Karen Smith在主题发言中提出通过儒家的关系性视角，重新审视了南非外交政策中的“国家利益”概念。她指出，传统的国家利益理论强调个体主义和理性选择，忽视了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和历史背景。以南非在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为例，她解释了这一行为如何体现南非与巴勒斯坦的历史性联系。这种联系超越了传统的利益计算，基于共同的历史创伤与斗争经历。她强调，南非的外交决策是深受历史关系和集体记忆的影响，而非孤立的利益考量。因此，理解南非外交政策需要关注这些复杂的历史和关系，而非简单的个体利益模型。

伦敦国王学院的Vivienne Jabri教授作了以“关系性、多元普世与政治：国际关系差异的理论化”为题的发言，她呼吁重新定义“国际”概念，特别是从批判性和后殖民视角出发。她指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常常以西方为中心，忽视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贡献和政治经验。她强调，国际关系应当超越西方理性框架，纳入全球南方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在殖民暴力对后殖民时代产生的深远影响方面。在谈到战争与伤害时，她特别提到全球南方人民所承受的苦难，指出西方的军事行动，如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殖民主义延续的体现。她批评当今的“多元化世界”观念过于侧重文化差异，必须保留普遍性的框架才能集中批判殖民主义。她呼吁将“国际”视为一个包含批判性和普遍性的政治平台，重视全球南方的历史性痛苦，反对将这些问题简化为文化差异。她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批判性普遍性的视角，才能更深入理解全球不公，并推动对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的反思与关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牛海彬副研究员入分析了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认同及其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日益显著的角色。他指出，这些国家正从“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的传统标签，演化为拥有显著全球政治影响力的团结力量。这一进程得益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与合作机遇，尤其是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家的积极参与，使得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愈发关键。牛海彬强调，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一个核心任务是通过协作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推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尽管这些国家在众多领域存在差异，它们在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国际协作等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他还提到，通过参与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全球南方国家正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和包容的国际秩序，并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更大的领导力和资源配置。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共同认同和集体行动方案正在逐步塑造和强化。

在提问与讨论环节，龙谷大学教授清水耕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助理教授Olivia U. Rutazibwa等对三位学者的演讲进行点评与提问，其他参会学者就儒家的关系性、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南方合作等方面也进行了提问与补充。

12月15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殷之光教授主持了“作为宇宙观的多元普世”的环节。

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乔治·夏尼（Giorgio Shani）以《从民族国家到宇宙观？多元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为题作相关发言。夏尼教授在发言中探讨了当代国际秩序的演变，并提出与传统“文明冲突”理论（如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不同的视角，强调应将全球秩序视为一个由多种宇宙观（cosmologies）交织而成的多元世界秩序。夏尼教授进一步认为，当前的全球局势挑战了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和以色列对哈马斯袭击的回应中，出现了对西方文明主导地位的质疑。夏尼教授强调，代替基于文化上独特且疆域界定的“文明”理论，应当将世界秩序视为一种多元的秩序，其中不同的宇宙观相互作用，从而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国际秩序。

德里大学（University of Delhi）政治学系国际关系学教授纳夫尼塔·查达·贝赫拉（Navnita Chadha Behera）发表题为《知识的抹除与重生：多元视角下国际关系的过去与未来》的精彩演讲。贝赫拉教授深入探讨了国际关系学科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历史化的学术努力，并提出了关于去中心化与去殖民化知识体系的深刻见解。贝赫拉教授指出，近年来，尽管后殖民和去殖民的学术研究已将焦点放在全球南方，但仍有一部分日益增长的学术力量试图关注全球北方边缘地区的声音。她强调，尽管这些研究为去中心化和质疑国际关系学科中以欧洲中心为基础的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学科中深植的知识抹除、沉默和排除现象仍未得到充分解构和认识。她提出，如何通过多元的视角揭示这些知识抹除、沉默的现象，并思考如何修正这一现象，而这成为她研究的核心议题。在演讲中，贝赫拉教授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首先，她主张从全球多样的文化生活世界（life-worlds of diverse living cultures）中汲取智慧，尤其是基于联系这一视角，因为其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和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性”方法（通常是基于“分离”的框架）未能真正以联系（interconnection）作为出发点展开研究，而这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科过去的很多分析工具并不足以理解和解释全球不同文化间的深层联系与互动。其次，她强调，国际关系的历史化过程必须从理解各大文明背后的宇宙学的承诺（cosmological commitments）开始，因为其不仅塑造了各文明的知识框架，也为国际关系学科的重构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本体论多元化和对学科元理论的批判性探讨上。

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安娜·阿嘎桑格卢（Anna Agathangelou）以《多元宇宙与发明诗意》（Pluriverse and the Poetics of Invention）为题作相关发言。深入探讨了全球危机中的思维转变与去殖民化路径。阿嘎桑格卢教授指出，面对从全球变暖到世界政治军事化以及科学技术创新等生死攸关的问题，传统的极化思维方式已不再适用，全球秩序亟需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框架。阿嘎桑格卢教授回顾了国际关系学科对欧洲和帝国主义统治形式的深度依赖，并批判了这一现象，她进而借鉴了萨帕塔运动（Zapatistas）及其多元宇宙观（pluriverse）的表达，阐述了他们呼吁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思想，并与去殖民化理论相结合，提及这一思想需要去殖民化理论家的进一步拓展和努力。在这当中，阿嘎桑格卢教授特别强调，弗朗茨·法农的“发明思想”（the idea of invention）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启示，基于这一视角，她提出我们应通过把握不确定性、非局部性以及挑战传统的地理历史的区隔和分裂，来朝着去殖民化的多元宇宙迈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张帆以《走出洞穴：多元宇宙观与国际秩序的想象》为题作相关发言。张帆首先通过借鉴柏拉图的“洞穴寓言”(allegory of the cave)，引入了一位“光追寻者”与一位“秩序追寻者”的对话；接着，其比较了牛顿机械宇宙观出现前后的西方国际秩序变化，分析了宇宙观转变如何能深刻重塑全球体系；再次，在具体探讨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与印度教宇宙观，以及东亚的“天下”观的具体案例时，张帆揭示了多元宇宙观与国际秩序之间复杂而深刻的相关性，而这为想象全球体系的可能性提供了多元视角。最后，张博士以洞穴中的光追寻者作为象征，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即我们将走向哪个世界？

在讨论环节，殷之光教授对四位专家学者的发言进行了深入点评，指出本次讨论不仅富有启发性，还解答了许多学术困惑，尤其是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关于普遍性与替代性的核心问题。殷教授强调，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一种“和谐性”倾向，这种倾向试图以普遍主义的方式将所有地球上的人类经验纳入其中，然而，这种普遍性限制了人们对替代性路径的想象，例如20世纪80年代“无可替代”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使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实践成为全球秩序的唯一模板。殷教授进一步探讨了“宇宙”（cosmos）这一概念，提出西方语境中的“宇宙”强调秩序，而中文中的“宇宙”则包含更丰富的时空意涵，提示我们普遍主义概念在不同的话语中隐藏着丰富的历史与认识论轨迹。他提出两个关键问题，首先是“宇宙观”这一概念的普遍性是否受到文化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其次是从何时开始我们才相信某种宇宙观或认识论具有普遍性？殷教授还提醒，与会者尽管讨论了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但对于普遍性背后的殖民暴力和物质基础的探讨仍显不足，特别是殖民暴力是否能成为反抗的正当手段，值得进一步思考。

随后，学者们进一步从传统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资源分配、殖民暴力等多角度深入讨论了多元宇宙观。徐祯敏认为，传统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特定模式构建的，这些模式可能受到现代民族国家利益的影响，因此，在讨论传统时，我们应警惕其可能被现代权力结构所“劫持”。卡伦·史密斯（Karen Smith）教授则对学者张帆提出的多元宇宙观与国际秩序的想象较表示关注，她将话题扩展到更广泛的层面，向其他与会者提出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关于概念的多样性——例如宇宙观、多重世界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概念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是否有某种概念更具优越性？石之瑜教授则聚焦于宇宙观的物质性，提出不同技术规范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尤其是欧洲殖民扩张历史中的资源再分配，他认为殖民性策略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物质性问题，呼吁与会者重新审视资源分配的全球格局，思考如何为全球南方群体提供更多的资源和空间来实践其生活方式。

作为对以上讨论的回应，夏尼（Shanni）教授指出，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往往将现代性视为唯一的路径，并排斥所有替代可能性。他认为，现代性并非自然产生，而是通过暴力和选择建立的，他以基督教的世俗化过程为例，强调殖民暴力在塑造现代国际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物质性宇宙观是不可忽视的，资源动员和再分配正是殖民主义背后的策略，他呼吁重新思考资源分配，支持全球南方群体实践自己的生活方式。贝赫拉教授回应了关于传统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表示自己在这一领域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如何在这些传统和现代社会中找到平衡，是她目前正在努力解答的关键问题。她进一步探讨了“现代性”与“世界性”的问题，指出印度社会认同的历史变迁需要从根本上理解，以便更好地分析今天的社会框架。阿嘎桑格卢教授回应了关于暴力与普遍性的问题，她认为暴力不仅是殖民主义的一部分，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的重要组成。此外，她强调，在跨文明交流时，理解不同宇宙观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跨文化的理解应当建立在共同的经验和目标之上。

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政治与国际事务副教授贝纳卜杜拉，丽娜Benabdallah, Lina主持了随后的“全球南方国际主义”的会议环节。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政治学教授桑卡兰·克里希纳（Krishna Sankaran）以《文明话语与外交政策：以莫迪政府下的印度为案例研究》（Civilizational Discourse and Foreign Policy: Modi's India as a Case Study）为题作相关发言。克里希纳教授在演讲中深入分析了“文明话语”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印度这一主题的体现。他指出，近年来，印度与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一样，主张自身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伟大文明的继承者。克里希纳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印度的文明话语中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论述：第一种认为印度是一个多元文化和世界观的交汇点，欢迎并包容各种文化的融合；第二种则强调印度是一个以印度教精神为核心的独特家园，在这种视角下，内外部群体的居民身份和公民资格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克里希纳教授认为，近年来，后者的话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莫迪政府领导下，印度的外交政策出现了类似于以色列的“以色列化”现象，即对外政策逐渐加强了民族主义和排外色彩，强调宗教和民族身份的核心地位。

菲律宾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蒂娜·克莱门特（Tina S. Clemente）教授、杰尼娜·丹妮尔·梅尔乔（Jenina Danielle L. Melchor）共同撰写了《菲律宾案例中的群岛发展与国际主义》（Archipelag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Philippine Case）。克莱门特教授指出，群岛发展不仅仅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需要一个协调的陆海视角，才能解决环境恶化带来的挑战。当前的政策往往存在结构性和系统性问题，虽然政策提案的出发点是积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解决这些排他性问题、实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仍然是亟待探讨的课题。菲律宾的地理和政治位置在这些全球性议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一种进步的国际主义，重新定位发展政策，推动全球合作，共同应对不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琼萩以《通过管理怨恨共存：越南和蒙古的反华情绪探索》（Coexisting by Managing Resentment: Exploring the Anti-China Emotion in Vietnam and Mongolia）为题作相关发言。黄琼萩教授指出，国际关系学界鲜有讨论群体情绪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当这些情绪针对特定国家时，引发的争端与暴力往往不仅影响国内，也扩展到国际间的关系。黄琼萩教授选择了越南与中国、蒙古与中国这两对双边关系作为研究案例进行分析，希望引发关于情绪管理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影响的深入讨论，尤其是在应对复杂的国际争端时如何实现共存与合作。

在题为《一个态度摇摆的中等强国：越南的知识生产与角色争议》的发言中，同济大学星空·综合体育(中国)官方网站-登录入口助理教授、越南籍学者阮功松（Nguyen Cong Tung）深入剖析了越南中等强国身份的形成及其国内争议对外交行为的影响。他指出，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越南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被视为新兴的中等强国。然而，这一身份在国内主要通过政治精英和学术界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普通民众对其认知相对薄弱。阮教授指出，围绕越南是否具备中等强国地位及其应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何种角色，国内存在明显争议，尤其体现在领导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分歧。这种角色认同的矛盾导致越南的外交行为常常与国际社会的预期不符。他强调，越南中等强国身份的塑造不仅需要物质实力的提升，更需在国内形成广泛共识，以实现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林婉萍以《重新审视殖民性》为题发言。她批判性地审视了亚洲后殖民社会中的殖民性概念，在这些社会中，尽管公民民族主义受到推崇，其根源却深植于殖民背景。文章质疑在前殖民强权与后殖民社会复杂的相互依赖背景下，殖民性是否仍然是理解后殖民动态的有用框架。通过公民民族主义的视角，本文探讨了殖民地如何构建其政治想象，将其与前殖民强权的遗迹联系起来，并以某种可能趋向于“自我殖民”的方式展现这些理念。

在以《全球南方的辩证法：一种谱系学方法》为题的演讲中，莱顿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义杰运用福柯的谱系学方法追溯了“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演变，批判性地探讨了这一概念的历史构建与政治意义。他指出，从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到后冷战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角色，“全球南方”实际上延续了全球北方的叙事与制度框架，加深了南方国家的经济和学术依赖，成为维持全球权力等级机制的工具。虽然这一概念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内部的不平等，但在七十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平台的支持下，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依然不断增强，并在气候谈判和贸易等领域促进了南方的集体能动性。他总结道，全球南方应重视内部多样性，建立新的框架以真正赋能南方国家、挑战北方主导地位，推动全球正义和可持续性变革。

比利时根特大学（Ghent University）政治学系教授Jan Orbie主持了“全球南方的昨日今朝”的相关环节。

苏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高级国际理论中心（CAIT）主任的费利克斯-罗施（Roesch, Felix）以《与不寻常的他者相遇：帝国时代超越西方的机构》（Encountering the Uncommon Other: Agency beyond the West in Times of Empire）为题作相关发言，重点讨论了情感和社会性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他指出，在与不常见的他人交往中会发生由两部分组成的情感过程。一是当下的情感力量使表演者能够探索共性；二是这些体验所带来的多方面感受会延伸为一种情感氛围，影响更广泛的公众。为证实这一论点，以19世纪末东京的日本和西方精英的社交俱乐部（Rokumeikan）中所流传的情感交流对于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治体制的巩固作用为代表案例，探讨与不寻常的他人交往对于日本建国的情感贡献。

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兼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卡琳-费尔克 （Fierke, Karin）以《我是，因为我们是： 关系性、土著宇宙学和跨代记忆纠葛》（I am Because We Are: Relationality, Indigenous Cosmology and Transgenerational Entanglements of Memory）为题作相关发言。她首先从欧洲基督教传教士以牺牲本土实践和文化为代价传播西方价值观的逆转模式（改变土著部落的信仰，结果却向他们学习）所产生的实践谈起，再以“映射帝国”项目为基础，更仔细地研究家庭和组织系统疗法（family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s therapy）在本土哲学和治疗传统中的根源，进一步明确将关系性视为跨代现象的本体论条件、对如何处理更多集体创伤记忆的影响，以及超越个体的宇宙观。

京都龙谷大学国际研究系主任兼国际关系学教授清水耕介以《多元性与非本质主义思想：佛教、量子力学与京都学派哲学的交叉点》（Pluriversalty and Non-essentialist Thought: at the Crossroads of Buddhism, Quantum Mechanics and the Kyoto School Philosophy）为题作相关发言。他提出，我们应该接受本体论“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世界”的传统理解，就如佛学所言的世界和自我存在均是虚幻的状态；同时也应将学术聚焦点从科学调查（真理）转移到我们应该做什么（伦理）上来。并进一步论证在 21 世纪初的当代世界中，我们所应承担的紧迫而关键的任务不是去理解“外面”有什么，而是批判性地解决多元世界中的“本无”问题，并致力于找到在此环境中实现正义的途径。

本次会议一大特色是从多元普世主义作为全球南方的思想基础展开，不以地域或发展程度等习以为常的殖民主义国际关系视角理解全球南方，并揭示全球南方的无所不在。作为第一届全球南方研究中心论坛，本次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和圆满的成功。

（录音整理：刘宇轩、张慧骏、喻扬、胡敏雪、赵佳文、周嘉庆、王者、单清宇、石之瑜）